跃马弯弓击长空

浩歌时评前言：追忆历史还原真相的深情记述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中国重新变成欢庆的海洋，这是一个给国人带来好心情的好日子，十年前香港的回归成为遭受磨难民族永远值得庆祝的节日。香港历史，也是国家历史的映照，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标志事件。外交家周南口述香港回归幕后是一篇史实丰富、记述具体、概括全面的深情记述，是我们详细了解香港回归历史的权威文章。

在中国人心里，今天的香港是梦幻的、理想的、浪漫的印记。而十年前的香港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楚和苦节，因为它是与一段民族屈辱历史相关联的。我们依然记得小平同志掷地有声的宣言：香港是牵涉整个民族感情的，中国现在的政府不是李鸿章政府，香港必须回归。十年前香港回来了，我们洗刷了心头的痛结。十年后，我们在香港的繁荣上获得的依然是自豪和自信。

10年的流光碎影，关于香港的记忆片段依然清晰。1997年的今天，我在山西太原度过了难忘的狂欢夜。整个城市在彻夜通明中，在鲜花、旗帜、欢呼中沸腾、狂欢。1997年的那天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感受整个民族力量的一天，强烈感受民族精神的一天。百名中国歌星齐聚北京圆明园动情演绎《公元1997年》、《1997永恒的爱》，那样的旋律至今依然熟悉、清晰。2005年的一个夏天，在赴泰国旅游转机途中我终于来到了这个魅力城市，在不到24小时的感受中，我完全被香港人良好的文明修养、城市的文明水准打动和折服。香港的美丽和韵味在于山、水、城市的良好设计，它比想象得要大要精致，从深圳过口岸，沿途都是山水的景致，建筑被巧妙得安插设计在地形里，相得益彰、恰到好处，可谓处处是海景、处处是风情。在各种地形变换中，不同位置角度方向中的香港景区象幻灯片似的变换着。在内地人眼睛里，香港是陌生的，是文明繁华的陌生、是美丽的陌生、是文化多元的陌生，我仿佛来到另外一个梦幻般的都市。当香港国际机场展现在你面前，你更被这个代表香港完全国际化城市标志的建筑设计惊叹，香港国际机场现代化程度、超大规模、时尚新潮的设计让世界惊叹！香港是可以让中国人自豪的国际城市。

10年后，我听到的是群星合唱的《香港依然有你》，我看到在10年中成长起来的青春朝气的快乐男生排在一起深情合唱《海上花》，香港是不变的旋律，美丽香港依然是中国人心中的梦想和浪漫所在。

阅读周南的记述，我们获得的而是回忆中奋发的动力。

外交家周南口述香港回归幕后

80岁高龄的著名外交家周南先生以香港回归的历史见证人的立场，近日出版了《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齐鲁书社版），透露了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一波三折的艰难过程。
   
香港问题说来话长，它几乎涵盖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香港问题说来话长，它几乎涵盖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地区包括今天的港岛、九龙半岛的南端（现在叫九龙），还有新界，总面积有1078平方公里，1997年6月人口增长到600多万。香港是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强迫清政府在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永久割让的。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之后签订了《北京条约》，又把九龙今天的部分永久割让给了英国。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了，日本强占了台湾，英帝国主义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个所谓《中英政府拓展香港界址的条约》，强行租借香港的九龙半岛北部、深圳河以南的大部分领土，称之为新界。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帝国主义第一次强行霸占中国的领土。从那时候起，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到中国来，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因此，香港问题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在全世界炎黄子孙心目中是有着很沉重的分量的。何时和如何收回香港以及“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都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当初我们第四野战军解放广州时，都打到深圳河了，那时为什么没有继续挥师南下、没有越过深圳河？因为我们中央的政策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问题，我们先搁一搁。这个政策不断地完善，逐步地成形，后来就形成了我们党和政府当时对港澳问题的基本政策，那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1949年新中国宣布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了中国政府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3个不平等条约，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建国初期马上爆发了朝鲜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在那种情况下，根据解决任务的轻重缓急，香港问题不是我们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反，我们还需要利用香港来购入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同时我们通过香港这一渠道输出一些商品，换取一些外汇。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长期打算”，就是说不是马上收回，但是将来要收回；“充分利用”也就包含了“一国两制”的萌芽思想。
   
前不久我看了童小鹏同志写的《风雨四十年》。童小鹏是长征干部，曾很长时期跟随周恩来，做周恩来的办公室主任。根据他的回忆，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中央首先要解决的是台湾问题，其次才是香港问题。所以那时我们和蒋介石父子通过秘密渠道有一些联系，包括60年代初派遣了毛泽东的朋友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和对方接头。那时候就是由周恩来概括并由毛泽东确认了对台湾问题的一个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叫“一纲四目”。“一纲”就是一国，在外交上只能一个国家对外。在这个前提下，“四目”包含了台湾问题解决后，台湾可以保持它过去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
   
1971年，我们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黄华同志是我们的常驻代表，我也在联合国，第二年的3月，我们接到中央政府的指示，要我们向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提出：“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因此不应列入反殖民宣言中使用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
   
这封信是写给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1972年6月15日，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美、英、法、葡、南非）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决议，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与要求，批准了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形成的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上删去了香港和澳门的名字，这样就从国际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的主权。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党中央提出在新时期的三大任务：一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维护世界和平。所以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把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等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原来设想的“一国两制”是想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是香港问题先碰到了。因为到了1997年6月30日，按照条约英国人租借新界到期了。到期了就有一个问题：是索还，还是继续租？必须做出决断。因此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解决香港问题的根本方针是到了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后形成的。小平同志自己讲，“一国两制”的提出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
   
1981年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通常就称为“九条方针”，正式提出了“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的新概念。对台湾问题发表的9点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的意思。
   
到了这个时候，英国就有点坐立不安了。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通过各种方式来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3月29日，小平同志会见麦理浩。当时麦理浩表示，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意思是想劝说中国政府不反对香港政府在新界批出超越1997年的土地契约。中国政府如果同意，就等于同意英国在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之后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
   
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他向麦理浩指出：“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现在有人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在会见中，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这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这是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他没有明确讲50年不变，但是讲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因此，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把“一国两制”主要构想的核心部分向麦理浩透露了。
   
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4月初，英国前首相希思来访。6日上午，小平同志会见希思。
   
希思问：记得1974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
   
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20天后，也就是4月27日上午，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志一起访问朝鲜，与金日成第一次会谈时，再次谈到香港问题。小平同志说：“我们尊重国际条约，还是到1997年，不准备提前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无非两个，一个是新界延长租期，一个是收回。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1997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点上，这不行。在中国，不管哪个人当政都不会同意新界延长租期。而且一建国我们就否定了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这个条约。卖国的事谁也担当不起。所以，我们同英国人说，到1997年，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挂中国国旗，也可能有个地方的旗帜，这可以商量，因为它也有些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不管怎样，香港必须收回。不搞这一条全国人民要反对。”
   
通过这次谈话，小平同志已经说明了以“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各项基本政策。
   
在英国方面，撒切尔夫人则是另外一种心态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英方在双方会谈开始之前，也做了一番准备工作，研究了与中方立场截然相反的对策。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在华经历》一书中说：“她（撒切尔夫人）是摆开一种好斗的和不合作的姿态来处理香港问题的。她刚刚取得了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下同）的经验，自认为在处理这件事（指马岛战争）的过程中，正是依靠她自己的坚强意志和英军的英勇战斗，才‘拯救’了因英国外交部的短见和屈从于外来压力而造成的困难局面，香港从表面上看同福克兰群岛又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英国的另一处远方的殖民地又受到了威胁，英国根据法律和条约所享有的权利至少在香港的一部分领土上仍然有效……”
   
但是，中国毕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
   
虽然我们这个“一国两制”已经充分照顾到英国的利益，但英国方面并没有欣然接受。相反，撒切尔夫人开头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我们，她曾考虑过搞国际共管，考虑搞全民公决，搞第二新加坡，就是“独立”，甚至考虑过在军事上跟我们对抗。
   
香港问题的正式谈判是从1982年开始的。以小平同志在当年9月与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谈为标志开始，到1984年9月双方达成协议，12月撒切尔正式签字，实际上谈了整整两年。
   
在谈判过程中，我几次同英国谈判团团长讲，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问题解决后，将来英国在香港的利益我们还是给予保护的。他们当时唱高调：“英国有什么利益？英国在香港毫无利益。”撒切尔夫人甚至声称：“英国从来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她说：“我完全是为香港人谋福利。”到了1995年，梅杰首相才讲了真话：“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直接投资在900亿至1000亿英镑之间。”我们给他算了一笔账，仅从投资的这一项，英国每年从香港就可以拿走1000亿港元，也就是1000多亿人民币了。我看了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书中说二战后有一任港督当时就筹划着怎样使香港将来不交还给中国。他花了很多力气，找了很多资料，请一些专家研究各种方案，核心是如何把新界1997年的租期延长，最好是永久租借。后来英国的谋士们还是觉得不行，行不通。在谈判之前，英国人的底盘是最好香港独立，不交还给中国。这不是我空口说白话，有书为证，这本书就是《唐宁街岁月》。书中有一段写到撒切尔夫人曾考虑：“开始在香港发展民主构架，必要时实现公民投票，以便像新加坡那样，达到在短期内实现自治或独立的目标。”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在华经历》中说：“她（撒切尔夫人）的方式,是带有以法律甚至是军事力量为基础来解决问题的倾向。新界的租约无疑会在1997年到期。难道我们真的不可以守住香港岛被割让的土地和九龙半岛的最南端吗?军队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真的无法防御吗?难道不能让联合国也来插手吗？在1997年之后，真的不可以有共同管制了么?如果中国人以不平等为由解除了一些条约,怎么能保证他们会遵守其他协议?等等。解决问题的观念是建立在如果不是完全排除对中国主权做出一些让步的基础之上,也只能是我们应坚守的各道防线逐一被突破之后，将主权问题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撒切尔夫人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回忆录《效忠的矛盾》里提到了谈判之初，撒切尔夫人当时所持的“强硬”态度：“她对于主权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与福克兰群岛相类似事件的影响，她想迫使中国方面同意由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理整个香港，她认为她所能做的最大让步是给予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
   
撒切尔夫人为此多次召开内阁会议，还责问内阁成员，包括国防大臣：“香港军事上能不能防守？你们说不能防守就不防守么？”在撒切尔夫人的脑子里，如果各种方案都行不通，英国可能做的最大让步，就是用主权换治权。什么意思呢？名义上，我可以把主权还给你，将来香港换一面旗帜，“米字旗”下来，“五星红旗”上去，但是还由英国继续管治。可是新界已经到期了，怎么办呢？她说：那我得有个交换条件，就是续约，让我再管治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她说：3个（不平等）条约是国际条约，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不能单方面废除。历史上关于香港有3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是永久割让香港岛，《北京条约》是永久割让九龙半岛，《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是租借“新界”99年，也就是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
   
撒切尔夫人坚持3个条约有效，说到底，就是想逼我们同她签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来取代过去的3个不平等条约。杰弗里·豪写了一本回忆录，他说撒切尔夫人到北京之前先到了东京，把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叫到东京，跟他说要晓以厉害，让中国不要收回香港。
   
柯利达是中国通，他还是了解中国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他也在中国。当时柯利达就对撒切尔夫人说恐怕不行。柯利达在回忆录里也说：“无论如何，中国绝不容许将经济的繁荣凌驾于其政治立场之上。除非我们表态将香港的主权和行政权力归还给中国，否则谈判有可能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显然，我们遇到了一个危机，中国人不会退却，而且我们估计到他们绝对会坚持这个立场。”
   
中英双方各自制定的对立的两种战略和方案，不可避免地将出现碰撞和对抗。
   
1982年9月24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这是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的最关键的一次会谈和较量
   
自始至终，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都是小平同志拍板定案的。这就要从1982年9月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见谈起，而这也正是中英双方的第一次正面的较量。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同中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撒切尔夫人首先发言，陈述英国政府的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以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她表示理解中国关于收回香港主权和维持香港繁荣的立场，但又说香港的信心和繁荣“全赖英国的管制”，如果现在实行或宣布对香港主权做出重大改变，肯定会导致港人信心大失，香港繁荣不保。如果英中两国政府能就香港未来的管制权达成令英国议会满意和港人信任的安排，英国政府便会考虑主权问题。
   
中国领导人随后发言，拒绝了撒切尔夫人所说的主张。
   
9月24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这一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小平同志说：要谈3个问题。一个是主权的问题，也就是“一国”的问题。其次就是1997年后的安排，就是我们的12条方针政策，就是“两制”的问题。第三就是1997年前的安排，就是过渡时期的安排，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的问题。
   
在国家主权这一重大原则上，小平同志的态度十分坚定明确，毫不含糊。他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充分体现了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体现了一个伟大爱国者无畏的气概。
   
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撒切尔夫人强调：中国如果要搞现代化，就离不开香港的繁荣；而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离不开英国的管治。
   
小平同志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他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3个是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以高屋建瓴、斩钉截铁的姿态申明：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
   
他同时阐述：中国的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结束殖民统治时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保持香港的繁荣。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
   
在撒切尔夫人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时，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在这里特别指出，可能制造混乱的主要是英国人。这时，小平同志又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撒切尔夫人是听懂了这句话的深刻的含义的。十年之后，针对彭定康搞“三违反”的政改方案，小平同志又重申了这句很有分量的话。
   
这一下才打下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她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摔了一跤。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对她客气，新闻片里没有这个镜头。我在香港看片子，片子里老出现这个镜头。
   
柯利达写的回忆录里说，那天晚上到钓鱼台宾馆，撒切尔夫人就对他说：“他（指邓小平）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柯利达的回忆录里还有一段话：“看来中国领导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维持香港繁荣统一两者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也不会在国家主权上让步。”
   
到了1997年，撒切尔夫人到香港出席交接仪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曾要求邓小平让英国继续租借新界，但邓小平马上说“不可以”，还说，中国可以在当天下午就收回香港，当时令她深感遗憾。
   
撒切尔夫人这次访华的结果是中英双方发表了一个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就香港问题进行商谈。但是撒切尔夫人离开北京到达香港以后，还是宣扬她的“3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说“英国是根据这些条约来管治香港的，条约是有效的，合法的”，声称“英国政府对500万港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这引起了香港青年爱国学生的抗议和中国政府的严厉批驳。
   
邓小平在整个香港回归的谈判中一直坚持的立场是：“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
   
1993年10月，在彭定康抛出他的“三违反”方案之后，来北京访问之前，小平同志做了重要指示。小平同志语气很厉害，他说：香港的情况我很清楚，“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讲：“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另起炉灶”这是小平讲的。
   
小平同志还讲了更重要的一句话：“我在1982年见撒切尔夫人讲话中提到，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讲话，今天仍然有效。”小平还加了一句：“另外的方式，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他又说：“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
   
接着，在会见一些香港知名人士时，他又敏锐地指出：“这仍然是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他说：“英国人最近要从政治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97后英国仍然要管理香港。”“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更不用说一寸。”他还指出：“在香港问题上，我们已经让得够多了，不能够再让了。愈让愈复杂，要引起动乱。”“对待英国这个老牌殖民主义，我们的同志切切不可过于天真，过于老实了。”
   
经历了艰难的一波三折的谈判后，香港终于迎来了这样的历史时刻——
   
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灯火辉煌，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的五楼大会堂隆重举行。
   
6月30日23时56分，中英双方护旗手入场，象征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的降旗、升旗仪式开始。
   
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在英国国歌乐曲声中缓缓降落。随着“米字旗”的降下，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7月1日零点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全场沸腾了，许多人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照相机、摄像机的镜头不停地闪动，记录下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
   
 历史的时钟指在1997年7月1日零点那一刻，大会堂全场肃立，几千双眼睛向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行注目礼。这是中华民族长久期盼的一个瞬间，这是永载世界史册的一个瞬间。零时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这里庄严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相关链接:
周南：曾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此后，担任过香港回归谈判和澳门回归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4年1月至9月，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与中英香港问题第8至第22轮的会谈，并代表中国草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0年至1997年，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